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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和道教文化发展重要基地

发布时间:2019-09-10 10:01:07编辑: 阅读次数:

  慧远在庐山的又一主要活动是建立僧团,壮大佛教势力。他培养组织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庐山僧团及居士群,从而使庐山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中心是印度僧人鸠摩罗什所在的长安,是主要的译经中心;慧远在庐山除译经传法之外,则努力使佛教中国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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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僧团周围还有以上层社会名流为主体的居士群,它是慧远与世俗世界联系的纽带,既能沟通上层统治阶级,又避免了僧侣奔走官府而引起人们的厌恶心理,也有效地壮大了佛教的势力。    慧远的另一主要活动是广泛接触社会,扩大佛教影响。他居于庐山30余年,虽然“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但并没有绝离尘世,而是不分华夷南北,朝野顺逆,皆与交往,对谁也不亲不疏。从地方官员到朝廷重臣,从著名文学家、道土到农民起义军首领。举凡来访者,无不广泛结交。而且,居于统治阶层的上层人物,大多数是主动与慧远结交的。慧远以其超然出世的态度,周旋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间,并赢得双方的尊重,这样不但扩大了佛教对社会的影响,而且通过广泛接触上层人物,也使佛教进一步获得了统治者的支持。    与此同时,慧远还从理论上结合道家“以无为本”的出世主义,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并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命运主宰权从天、上帝、鬼神手中夺回,交给每个人的“心’,引导人们从主体自身内部加强修养,积德行善,提倡通过念佛投生西方净土,从而对中国佛教净土宗思想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也因此,唐宋以后的一些净土宗僧人尊奉慧远为中国净土宗初祖。    继法显、慧远之后,由山西出家的又一位著名高僧是昙鸾,他对中国净土宗的形成起了直接促进作用,可以说是净土宗的实际开创者。“北方大宏净土念佛之业者,实为北魏之昙鸾,故常推为净土教之初祖”。    昙鸾是北魏雁门(今山西代县)人,他“家近五台山,闻其神迹灵怪,幼即往寻之,便出家”,可见他是在幼年时代怀着对佛教的神奇向往而出家为僧的。出家之后,“广读经籍,尤研四论与佛性”。一方面广读博览佛教经书和儒道典籍,同时更深入钻研鸠摩罗什所译的大乘佛教中观派的四种基本著作《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大智度论》和有关佛性的学说。    昙鸾于南朝梁大通元年( 527)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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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建康(今南京市),曾与梁武帝谈论佛性,很受梁武帝赞许。后又拜见著名道土陶弘景,陶弘景授予他《仙经》十卷,他便准备携经返回北魏故地,从事修行;但在途经洛阳时遇到印度名僧菩提流支,便问:“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意思是佛经中有没有胜过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法。菩提流支很不高兴地“唾地相斥”回答他:道教哪配与佛教相比?靠道教的《仙经》是不能摆脱生死轮回,达到长生不老的。随之即把佛教的《观无量寿经》授予他,说:“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说明长生不如解脱的道理,引导他信仰净土(见,这使昙鸾深受教益,当场把《仙经》烧掉,此后他便主要传播净土信仰了。    昙鸾回到故地后,大力弘扬净土念佛,民众纷纷皈依,名声大振。北魏分裂后,东魏开国君主孝静帝对他十分崇敬,尊称他为“神昙”,并下敕令要他住持并州大寺。他后来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今属交城县),在这里讲经授徒。从此,玄中寺成为传播净土信仰的重要中心。到唐代,昙鸾的再传弟子、山西文水人道绰继续在玄中寺传道;后来,道绰的弟子善导来到长安,建立起了完备的净土宗派,使净土宗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极盛时期。    净土宗在印度佛教中也没有形成宗派,却在中国得到发展并连绵不绝地流传了下来,主要是因为它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简便易行,得到平民大众的信奉,所以如同禅宗一样,称得上是真正中国化了的佛教。净土宗的发展,与山西地区和由山西出家的高僧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它是由慧远开创、昙鸾奠基、道绰与善导完成的,主要是在山西大地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昙鸾在净土宗的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净土宗在唐代正式形成后,进而传入了日本,日本僧人“依据善导一师开创净土宗”,使净土教在日本得到广泛流传,成为日本众多佛教宗派中的一个重要宗派,也因此,日本的净土宗一直尊奉昙鸾、道绰、善导为净土三祖师,尊奉玄中寺为净土宗开山祖庭。历代日本净土名僧,多来玄中寺朝拜,视为“圣地”,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要桥梁作用。    以上,从法显、慧远到昙鸾使我们看到,由山西出家的佛教高僧大多集中在十六国北朝时期,这个现象很值得重视。十六国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高峰期,在这个时期,山西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而再度成为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及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炉;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繁荣期,山西在这个时期一直处于北方民族统治之下,这些民族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统治汉族人民,在不断学习吸取汉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大力宣扬和扶持佛教文化发展,这就为山西出现为数众多的佛教高僧,以及佛教文化能够在山西获得比较高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特定的和相当有利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历史文化氛围。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山西佛教文化之所以格外光辉夺目的基本原因了。    同时,山西地区不仅佛教思想比较活跃,在传播和发展中国佛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山西也是佛教文物、艺术的宝库,是全国佛教遗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如五台山位居佛教四大圣地之首;玄中寺为中日净土宗摇篮;云冈石窟文化可与敦煌媲美;广胜寺稀世罕见的金版藏经《赵城金藏》为当今整理出版《大藏经》的主要底本;以及遍布全省各地的斑斓多姿的佛教建筑、雕刻、绘画等等。这些说明,山西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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