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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早期忏罪思想之形成与发展(释大睿)

来源:药师经感应网作者:时间:2019-09-10 09:59:06
中国佛教早期忏罪思想之形成与发展释大睿提要忏悔是佛教中重要的实践行门。以中国佛教而言,在东汉译经初期,即有关于忏悔思想之经典传译。此中忏罪思想,与中国儒家、道教等传统文化中赎罪、悔过等思想结合,促成中国佛教忏罪思想之发展,进而形成借着仪式进行,以达成忏罪为目的之忏悔仪轨。在诸多大乘经典中所阐明之忏悔思想,几乎是与禅观、三昧的修持结合,尤其摄入般若空慧之观照,更是大乘忏悔思想之根本理则。故修忏悔法,

中国佛教早期忏罪思想之形成与发展

释大睿

提要忏悔是佛教中重要的实践行门。以中国佛教而言,在东汉译经初期,即有关于忏悔思想之经典传译。此中忏罪思想,与中国儒家、道教等传统文化中赎罪、悔过等思想结合,促成中国佛教忏罪思想之发展,进而形成借着仪式进行,以达成忏罪为目的之忏悔仪轨。

在诸多大乘经典中所阐明之忏悔思想,几乎是与禅观、三昧的修持结合,尤其摄入般若空慧之观照,更是大乘忏悔思想之根本理则。故修忏悔法,不仅可达罪业清净,更有证三昧、发慧、得解脱等目标。而忏悔方法,亦与原始佛教僧团中,单纯的忏悔羯摩不同,其中含有称念佛名、诵经、礼拜、持咒等多样化的行持方法。忏悔法,可谓在大乘佛教思想中有了极大的转型。

中国佛教亦吸收大乘忏悔思想,创制忏悔仪轨,并举行礼忏法会。从东汉时期即有于斋日行忏悔法之记载,到了南朝,王室更是盛行礼忏。此外,僧传中亦有诸多僧人修忏的事迹。虽然,至今未发现有隋代以前之忏法仪轨,但从许多修忏史料的记载中,可发现王室举行礼忏之目的,普遍为求国境久安,或为去病、求长寿等现世利益为主。而僧伽中虽有少数将修忏与禅定结合行持,但却未见具体应用大乘忏悔经典之理观修持于忏法中。此现象直到隋?智者大师才有了开创性的发展。不过,从东汉至六朝时期所译经典之忏悔思想,及此期流行之仪轨模式或忏悔方法,都为往后发展的天台忏法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关键词:忏罪思想、忏法、无生忏法、证三昧

一﹑前言

  佛教初传东土以来,汉民族对佛法的认识,除了受僧侣行为及其弘化活动之影响外,具体接触佛教思想乃在于佛典之汉译。佛教自公元一世纪初,传入中国。大约在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才开始有佛经的翻译。关于忏罪思想的经典,则早在译经初期即陆续传译。例如《阿阇世王经》(译于147-186年间)、《舍利弗悔过经》(译于148-170年间),根据目前现存最古的经录,僧佑撰之《出三藏记集》记载:魏文帝时,支谦于吴主孙权黄武初年,至孙亮建兴年间(221-237),译出的经典中,有《悔过经》一卷。并有一小段注文:「或云序十方礼悔过文」。可见,有关忏罪思想经典的传入,应算相当早。至于此思想如何为中国人接受,进而发展成型,乃至影响后代佛教祖师大量制作忏仪,使得中国佛教,渐渐呈现经忏法会兴隆等现象,是一值得留意之课题。因此,本文希望从佛教初传时期,佛教思想与中国固有文化之交融现象切入,试图发现佛、道二家在忏悔思想上有无关涉之处。次再从忏悔经典的移译,了解东汉到六朝之中国佛教初传时期,大乘忏悔经典,所蕴含之思想,继而自王室礼忏情形,以及僧传中,探究当时忏仪流行之状况,藉此以助了解中国佛教,早期忏悔思想之形成与发展。

二﹑中国佛教忏悔思想兴起之时代背景

(一)儒家的悔过思想  忏悔,不仅是佛教思想中的重要课题。在中国文化的思惟体系中,忏悔思想亦是一种自觉精神之提升。是经由道德实践,转化为完美人格的要素。而此思想之演进,实有其发展之脉络。首先,从中华民族古文献的记载中,先民早有祭祀天地,乃至自然百神的宗教行为。后来又有借着「巫」来上达人的祈愿,下达神的旨意,更以占卜来预测未来吉凶等。其目的,无非是希望禳除灾疫,求福免祸。而这些原始的宗教信仰,影响到夏、商、周三代,以及后来儒家、道教乃至民间风俗的发展。例如《尚书》中,便记载周公对子侄们的告诫。他认为,王者应具有「明德修身、明德慎罚、敬德保民」等「以德配天」的宗教伦理。《伦语》则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孟子?离娄篇》也说:「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到了汉代,充满阴阳五行,灾异图谶的信仰。汉武帝时,董仲舒着《春秋繁露》,提倡「人天相应」的思想。其在〈郊语〉谈到祭天之重要性,否则将招感凶害,即「天殃与上罚」。又说:「发而中节,修德以配天,则可谓参天矣。」也就是说,人之一切行为皆须与天道相应。而所招是祸、福、吉、凶?则端赖是否能「修德以配天」了。另尚有一明显例子,是《汉书?本纪》记载国家灾异的诏书中,对于诏书之目的,有许多是为了「国君自责」。借着国君之自责悔过,修善积德,则可感上天佑护,而降福禳灾。

  如上所举,虽然先秦时期,到汉代儒学对「天」之定位,不尽相同,但启发人之自觉或价值意识,进而恪修己德,以远祸害的道理是共通的。此中所蕴涵者,即是对自我之要求,借着反省悔过,令德行圆满,而感招天德。如此中国儒家精神之悔过思想,可谓是佛教忏悔思想为中国文化所纳受的重要基础。

(二)道教的悔过思想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当时社会已具有根深蒂固的神仙方术信仰。佛教弘传之初,其范围亦只限于少数的王室贵族。信仰者乃将浮屠之教附庸于鬼神方术。及至东汉顺帝(126-144)年间,张陵创立「五斗米教」,灵帝建宁、熹平之际,张角创立太平道,此二者为道教之初始道派。作为一个以中国文化为背景而形成的本土宗教,其亲和力自然胜于外来的 「夷狄」之教,且道教吸收道家清静无为、抱朴守一,以及渊源久远的神仙方术、谶纬思想等特质,则更易为社会大众接受而持续发展。立基于此固有文化传统,及民间信仰背景之下的中国佛教,佛法弘扬亦不得不藉助其相关思想而比附之。因此,佛教东传中土,必尽力在不违佛法本质之考量下,与早期中国思想融合,而推行佛法。因此欲了解中国佛教早期之忏罪思想,自不可忽略固存于中国本土之传统思想,乃至与道教交涉之关联性。

  道教崇敬神仙,注重祭祀祈祷。其中奉斋、忏悔、礼拜等,皆是常行的仪式。故悔过忏罪亦为其重要思想。首先,从张道陵之事迹可知其以物赎罪悔过的思想。例如〈法运通塞志〉记载,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玉晨大道君,授以天师印绶雌雄二纫正一盟威秘录三清众经符图,人有疾患官灾随事,输米以赎罪,疏过悔谢。」另《魏书?释老志》亦有:「张陵受道于鹄鸣,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颇类佛经。」等举行斋祀礼拜仪式之史料。并言其法有类似佛经之处。又有革新道教的寇谦之,在北魏太武帝始光初年(424),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由上可见,东汉时期,道教已有遇灾难疾病,须以米粮赎罪悔谢之思想。并有礼拜仪式,进而以斋会、六时礼拜等仪礼行之。

  如前述,道教是在中国蕴育成长之宗教,其思想在中国社会必然具有一定之影响力。例如《太平经》这部道教初期的经典,便明显谈到符咒之功能,认为其可以疗病、去邪求福。又说:应行斋戒、首过、祈禳、诵经等敬神活动。此外,当然亦重视方术、服气、养生之道。此中之自首悔过,禳灾求福,本是中国礼教中,人性自然的表现,但此心理亦成为道教的中心理论。如汤用彤先生之看法:

  又悔过自责,得除罪增寿,固早为道教《太平经》之要义。汉末黄巾亦教人自首过失,人之功过常有天神下降按巡记录,为中国道教之一中心理论。

  可见,悔过除罪在道教思想中是极重要的一环。此从明代所编的《道藏》中,有关灭罪经典及宝忏之仪轨众多,几乎分布于「三洞三十六部」之中,可得证明。此类斋仪忏法等科仪制度的著作,乃归于「威仪类」中,此类书最多,大约有六百卷左右。但由于《道藏》之分类,体例杂乱,检阅不易,又道经作者,几乎不署姓名,更常声称出自神仙之作。因此,虽知六朝时代道经蜂出不断,但对于这些众多道教忏仪之年代与作者却不得而知。

(三)时代及王室背景  由上述儒家、道教之忏悔思想背景中,可知中国在秦、汉之际,已盛行祭祀仪礼,与鬼神崇拜。并有卜筮、占星、神仙等宗教仪式。到了佛教传入之初,与之同时的道教创立。此间,正逢东汉末年之政治腐败局面。由于天灾人祸,使得百姓饥馑、流离无依。继之,黄巾流民暴动,人民更是深陷悲惨苦难。在此仿徨恐惧的现实煎熬中,众生心灵自然需要一些能超离现实的慰藉。此等需求,恰巧为佛教提供了一弘扬的时机。尤其佛法中,无常苦空、因果业报的道理,适时抚慰民心。因此,此期民众之佛教信仰,乃不免依循民间及道教传统,以消灾免祸为目的。尤其祈求现世苦难的免除,愿藉忏过而求福的心理,可谓信仰佛教之重要目标。如此背景下形成之悔罪思想,在接触佛教经典阐扬之忏悔义理时,自然能够因应其要求,而亲切地接受,因而促成中国佛教悔罪思想发展之契机。

又佛教自西域入境中原后,历经近约三世纪的时间,才在译经渐备,各家学说法义争鸣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真正地落实下来。但此时的中国,却又历经了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三国军阀割据、西晋八王之乱、南北朝长期分裂、五胡十六国之长期混战等,残酷血腥、流离失所的民族苦难期。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人心极需仰藉宗教关怀,抚慰战争的伤痛。为政者更需依赖宗教,为自己掠夺之政权安定民心,并藉宗教力量辅助政治,以祈长治久安。此时,佛教亦在适当机宜下,深入上层社会乃至群众中,提供一心灵安定处。由于时代动乱的背景,人心无不希求消灾免难,灭罪增福。因此,王室贵族之忏悔灭罪思想,自然应运而生。以下则从僧传中举出实例来说明此消灾求福之忏罪心理。

  中国本具儒家思想等深厚之文化传统,因此佛教的弘传实属不易,故教义阐扬除借重「格义」之功外,西域僧侣的神奇行止,亦颇能迎合为政者的心理。由于神僧之灵验事迹,使得统治政权者,深信其法术可为己禳灾求福,为国祚求久安。基于此功德利益,中国自三国时期,及至六朝的多位君王,因此归入佛门,接受高僧教化,愿悔过不杀或真心求忏。此在梁?慧皎《高僧传》中,便有许多相关记载。首先,是卷九的〈佛图澄传〉,其中叙述「善诵神咒,能役鬼物」的西域僧人佛图澄(231-348),为悯念苦难生民,以神变咒术、星象预言等善巧手段来感化残暴滥杀的石勒、石虎之种种事迹。他以善恶报应、慈心戒杀、事佛获福等理,劝谏后赵的统治者,而使百姓免于涂炭。因此,慧皎亦给予高度评价:

  澄公悯锋镝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于葛陂......终令二石稽首,荒裔子来,泽润苍生,固无以校也。

  故知嗜杀凶残的为政者,须先令其信服于神异道术,才能引导善恶报应之理,令之对罪报生畏,而有所收敛。关于《僧传》「神异篇」,是慧皎大师对《僧传》所分的十类之一。前三类为译经、义解、神异。对于此分类顺序,其在第十四卷中说明为:「传译之勋,或逾沙险,或泛漾洪波,皆忘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开明一焉是赖,兹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开神,则道兼万亿。通感适化,则强暴以绥。」故知,慧皎大师对译经法师之功,崇佩至深,因此列为篇首。至于「义解」与「神异」之僧伽,亦各有其功勋,所以列为十篇之二、三。尤其是神异僧,对于顽强众生,更须以其神通作为教化之方便。因此《梁高僧传》中神异篇之僧人,在佛法初传时,藉其灵验奇瑞的神通,调伏刚强顽暴之徒,令其悔过迁善,信受佛法,确有其时代之必要性。

  除以神异为方便外,僧传中亦多记载忏罪的感应事迹,例如卷一之〈康僧会传〉中,亦记载三国时代的译经师 –– 康僧会(?-280)精诚礼拜,终于感现舍利,使吴王孙权相信佛法。并兴建第一座佛寺「建初寺」,令佛教开始传入南方之事迹。尔后,昏暴君主—孙皓即位。欲毁佛寺,将佛像置于不净处,并以秽汁浇灌取乐。不久,孙皓全身肿大,彻痛难当。后经虔诚烧香忏悔,叩首自陈罪状,才得舒解。此时,自觉惭愧地向僧会法师,请问罪福之因。虽然,僧会在吴国极力弘扬正信佛法,但因孙皓生性粗暴,不及妙义,故仅以因果报应等佛法开导之。

  又卷十一〈竺昙猷传〉,记载东晋习禅僧人竺昙猷,其具神力,曾乞食咒愿,而使食中蜈蚣跳出。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6-396)出现「妖星」,「帝普下诸国有德沙门,令斋忏悔攘灾,猷乃祈诚冥感。」之后,果然该星退去。另同在此卷的〈释玄高传〉,记载北魏僧玄高(402-444),为北魏太武帝拓拔焘,迎请为太子拓拔晃的老师。后因晃为父所疑,请玄高为其脱难,于是「高令作金光明斋,七日恳忏。.....焘于太子无复疑焉,盖高诚感之力也。」

  另根据《历代三宝记》卷十一之记载,梁朝僧人宝唱,曾于天监十六年(517)作〈众经忏悔灭罪方法〉三卷,并在宝唱所着的八部作品后,加上说明:

帝以国土调适住持,无诸灾障,上资三宝,中赖四天......故天监中频年降敕,令中庄严寺沙门释宝唱等总撰集录以备要须。或建福禳灾,或礼忏除障,或飨鬼神,或祭龙王,诸所祈求帝必亲览。指事祠祷讫多感灵,所以五十年间兆民荷赖缘斯力也。

  可见,梁朝时对礼忏祈祷仪礼之重视。从以上传记之例可知,三国、东晋期间之统治者,信奉佛法的心理。或从神奇灵异,或为避祸消灾。再者,因畏惧因果业报,而希望忏悔除罪等心理,使得此期的王室忏罪之风盛行。

三﹑中国佛教早期之忏罪思想与忏仪运作

(一)忏罪思想之理论根据  东汉至六朝期间忏罪思想盛行,除上述背景外,尚不能忽略有关悔罪思想经典之传译。就已知的经录中,东晋道安所编之《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录》),可谓最早的经录(更早虽有三国朱士行之《汉录》但未具众经目录形式),惜已散佚。不过,可从僧佑撰之《出三藏记集》(简称佑录,为现今仍存之最早经录。)中看到《安录》的要目。根据《佑录》中标注,收于《安录》之经典,以及《佑录》卷三所收有关「安公经录」之经典,可以列出从后汉,到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3),大约两百年间《安录》所记载相关忏悔思想之经典有:《阿阇世王经》二卷、《悔过经》一卷、《海龙王经》四卷、《贤劫经》七卷、《三品悔过经》一卷、《舍利弗悔过经》一卷、《诸方佛名经》一卷、《菩萨悔过经》(或云菩萨悔过法,下注:出龙树十住论。)一卷、《佛悔过经》一卷、《文殊师利五体悔过经》一卷(旧录云文殊师利悔过)、《拔陀悔过经》一卷、共十部。其中《悔过经》、《三品悔过经》、《佛悔过经》、《拔陀悔过经》等已不存。此中之《菩萨悔过经》,从「或云菩萨悔过法」,以及其注明:「出龙树十住论」,应该可以判断是《十住毗婆沙论》〈除业品〉所谈之「菩萨悔过法」。

  接着,从《佑录》自身增录的经典来看,有关忏悔思想之经典,则有悔过、佛名、咒经、戒经等约有百部之多,其中咒经更占了五十部之数。由于丰富的忏悔思想经典之翻译,必然带动此时代佛教仪式的兴起。以下兹将目前《大正藏》所存有关忏悔思想之经典表列于后,以了解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有那些忏悔经典,以及内容特色为何,进而掌握忏罪思想的理论根据。

东汉至南北朝有关忏悔思想之经典

  经名 修持方法 忏悔目的 译经朝代 译经年 译者 大正藏

1.阿阇世王经 作罪不覆藏、观无作无受者、 灭罪 东汉 147-186 支娄迦谶 No.626 。15

2.舍利弗悔过经 礼佛、忏悔、劝请、随喜、回施 欲求佛道 东汉 148-170 安世高 No1492 。24

3.八吉祥神咒经 持诵佛名、系念不忘 除罪、得无上平 等之道 吴 223-253 支谦 No.427 。24

4.决定毗尼经 称佛名、忏悔、随喜、回向 离罪、得三昧 西晋 266-313 竺法护 No.325。20

5.文殊悔过经 礼拜、忏悔劝助、无所着 灭尽一切罪苦 西晋 266-313 竺法护 No.459。14

6.宝网经 闻佛名坦然不疑、不毁戒 越生死之罪、得三昧 西晋 266-313 竺法护 No.433。14

7.大宝积经(卷170)净居天子会38-3 如来塔前忏悔、二六时劝众听法 净除业障 西晋 266-313 竺法护 No.310。11

8.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 悔过、请劝、愿乐、施与 具足三昧、得三藐三菩提 西晋 280-312 聂道真 No.483 14

9.海龙王经 晓了于空等六法除罪盖 住菩萨道 西晋 285 竺法护 No.598。15

10.贤劫经.千佛名号品 持诵千佛名、烧香散花等供养 灭罪、得三昧定 西晋 291或 300 竺法护 No.425 14

11.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 至心忏悔、闻说药师琉璃光佛 灭障消罪、必得解脱 东晋 317-322 帛尸黎蜜 No1331。21

12.花聚陀罗尼经 礼拜忏悔、读诵受持陀罗尼 见佛为其说 东晋 317-420 失译 No1358。21

13.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 礼拜忏悔、书写读诵陀罗尼 灭重罪、得三昧 东晋 317-420 失译 No1332。21

14.净业障经 观烦恼等同虚空性 尽诸业障 前秦 350-431 失译 No1494。24

15.别译杂阿含经(卷21)No76.77.78 知过向佛发露忏悔 善法增长 前秦 350-431 失译 No.100。2

16.别译杂阿含经(卷6)No113 知过向佛发露忏悔 善法增长无有退失 前秦 350-431 失译 No.100。2

17.别译杂阿含经(卷7)No129 知过向佛发露忏悔 善法增长 前秦 350-431 失译 No.100。2

18.增壹阿含经(卷9)No.7 自知罪缘罪忏悔、修止观 证罗汉 东晋 397 僧伽题婆 No.125。2

19.增壹阿含经(卷11)No.2 知过向佛忏悔 佛为说法得信根 东晋 397 僧伽提婆 No.125。2

20.增壹阿含经(卷14)No.2 知过向佛忏悔勿复再犯 佛为说法,劝令欢喜 东晋 397 僧伽提婆 No.12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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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增壹阿含经(卷40)No.7 自归依佛法僧、忏悔 罪根永除 东晋 397 僧伽提婆 No.125。2

22.大方广十轮经(卷6) 至心忏悔、不覆藏、不诽正法 灭罪、得三昧 北凉 397-439 失译 No.410。13

23.观佛三昧海经(卷9) 忏悔、请佛、随喜、回向、发愿、系念观佛 灭罪、得观佛三昧 东晋 398-421 佛陀跋陀罗 No.643。15

24.出生无量门持经 思惟八字义 恶业消除 东晋 398-421 佛陀跋陀罗 No1012。19

25.坐禅三昧经 如法忏悔 成就观法 姚秦 402 鸠摩罗什 No.614。15

26.禅秘要法经(卷上) 至心忏悔、一心系念 利于修禅 姚秦 402-412 鸠摩罗什等 No.613。15

27.思惟略要法 实相正观、法华三昧观等 除五盖、得禅定 姚秦 402-412 鸠摩罗什 No.617。15

28.千佛因缘经 闻佛名皈依顶礼、观法平等 灭生死罪、得念佛三昧、诸佛现前三昧 姚秦 402-412 鸠摩罗什 No.426。14

29.十住毘婆沙论?除业品 忏悔、随喜、劝请、回向 求阿惟越致地、得三藐三菩提 后秦 402-412 龙树造罗什译 No1521。26

30.大方等陀罗尼经 诵持陀罗尼、忏悔、观法性平等 灭罪 北凉 402-413 法众 No1339。21

31.虚空藏菩萨经 称名、供养、持咒、归依礼拜 梦中现相、灭罪得三昧及陀罗尼 姚秦 408-413 佛陀耶舍 No.405

32.大方等大集经(卷18) 诚心忏悔、更复莫作 广弘如来法藏 北凉 414-426 昙无谶 No.397。13 33.大方等大集经(卷27) 忏悔、回向、劝请 成就众生一切善事 北凉 414-426 昙无谶 No.397。13

34.金光明经 忏悔、随喜、回向、思惟空义 灭罪、得三藐三菩提 北凉 414-426 昙无谶 No.663。16

35.大般涅槃经(北本) 心生重悔、惭愧、观法性无常 灭罪、得涅槃 北凉 416-423 昙无谶 No.374。12

36.请观音消除毒害陀罗尼咒经 持咒、称佛名、系念数息 灭罪、得无生忍、住首楞严三昧 东晋 419 竺难提 No1043。20

37.大宝积经(卷170)大乘方便会38-3 礼佛忏悔、不敢覆藏 闻佛说法得正解 东晋 420 竺难提 No.310 9

38.大般涅槃经(南本) 心生重悔、惭愧、观法性无常 灭罪、得涅槃 刘宋 420-479 慧严等 No.375。12

39.观虚空藏菩萨经 礼拜三十五佛、称名、忏悔、苦行 除罪 刘宋 421-441 昙摩蜜多 No.409。13

40.虚空藏菩萨神咒经 悔过不复作、持咒、称菩萨名、于第一义空得自在 灭罪、得三昧 刘宋 421-441 昙摩蜜多 No.407。13

41.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 系念数息、念实相、礼佛、忏悔、诵咒 灭四重五逆及 谤方等 刘宋 424-442 疆良耶舍 No1161。20

42.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忏悔六根、诵大乘经、思惟空义 灭罪、得三昧及陀罗尼 刘宋 424-453 昙摩蜜多 No.277。9

43.无尽意菩萨经 忏悔、劝请、随喜、回向 忏罪、助法清净 刘宋 427 智严、宝 云 No.397。13

44.优婆塞五戒威仪经 忏悔、礼拜、禅定 忏罪、疾至菩提 刘宋 431 求那跋摩 No1503。24

45.杂阿含卷(21)No.564 发露忏悔、自见罪自知罪 得具足戒、善法增长刘宋435-443求那跋陀罗 No.99 2

46.央掘魔罗经(卷4) 闻佛名、礼拜忏悔 重禁五逆等皆闭四恶趣 刘宋 435-443 求那跋陀罗 No.120。2

47.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称名、礼拜、作观思惟、忏悔 灭生死罪 刘宋 455 沮渠京声 No.452。14

48.称扬诸佛功德经 欢喜赞叹称名、礼拜如来 却生死罪、得三昧 元魏 472 吉迦夜 No.434。14

49.无量义经 受持书写供养讲说此经 灭罪、得首楞严三昧 萧齐 481 昙摩伽陀耶舍 No.276。9

50.牟梨曼陀罗咒经 供养、持咒、至心礼拜、忏悔 除生死罪 梁 502-557 失译 No1006。19

51.佛名经(三十卷) 持诵佛名、兴七种心、至心忏悔 灭四重等罪 梁 502-557 失译 No.441。14

52.菩萨五法忏悔文 忏悔、请佛、随喜、回向、发愿 除众罪 梁 502-557 失译 No1504。24

53.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 立佛像、供养、受持作礼、忏悔 灭罪、生无量寿佛国 梁 502-557 失译 No.446 14

54.现在贤劫千佛名经 立佛像、供养、受持作礼、忏悔六根等 灭罪、得三昧及陀罗尼 梁 502-557 失译 No.447。14

55.未来星宿劫千佛名经 立佛像、供养、受持作礼、忏悔 同上 梁 502-557 失译 No.448。14

56.陀罗尼杂集(十卷) 礼拜忏悔、诵咒、归命称名 除罪障 梁 502-557 失译 No1336。21

57.虚空菩萨问七佛陀萨尼咒经 敬信三宝、供养、诵咒 灭罪、梦中见佛 梁 502-557 失译 No1333。21

58.大乘宝云经(卷2) 知过忏悔,不覆藏、观诸法如幻 入于禅定 梁 503 曼陀罗仙、僧伽婆罗 No.659 16

59. 佛名经(十二卷) 称名礼拜诸佛、至心忏悔 灭四重等罪、得三昧 北魏 520-524 菩提流支 No.440 14

60.大宝积经(卷28)大乘十法会 向佛忏悔 善根增长、恶法消灭 元魏 539 佛陀善多 No.310。1361.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 礼拜忏悔、至心持咒 除根本罪、得不退转 北周 561-577 耶舍崛多 No1070。20

  从上表所列六十一部,自东汉到六朝,有关忏悔思想之阿含及大乘译经中,可见几点忏悔思想特质:

1、忏悔对象及忏法分类

  忏悔,原是指僧团之僧众于半月半月诵戒、羯摩时,所行之忏罪悔过的仪式。因此,在原始佛法之《阿含》经典中,提到忏悔时,不外比丘自知罪、自见过,而对释迦牟尼佛,或大众发露忏悔。故忏悔对象仅限于佛陀,或者僧团中有德的比丘僧众。例如上表15~ 21等阿含经典所谈,即是所谓的「对首忏」。但到了大乘经典中,谈到忏悔时,已超越原始佛法所谈之时空限制,其对象不仅指释迦佛,尚有十方佛、三十五佛、乃至三世千佛,以及一切菩萨摩诃萨等。如上表4、10、51、53、54、55、59等称念佛名,求忏悔的佛名经典。以上除向清净比丘说罪之「对首忏」,以及称念佛菩萨名号之忏悔外,亦有如31、42等经所谈梦相,以决忏罪是否清净之「取相忏」;此外,大乘忏悔经典中最重要的理法依据,乃是正观法性平等,罪性本空之「无生忏」法。此种忏悔法,几乎是大乘忏悔经典,共通的思想。例如《净业障经》中,就明白谈及如何认识业障之体,才能究竟除罪,如文说:

  夫障碍者,贪欲是障碍,瞋恚是障碍,愚痴是障碍,布施是障碍......智能是障碍,佛想是障碍,法想是障碍,僧想是障碍,空想是障碍,无相想是障碍,无作想是障碍,无行想是障碍,不生想是障碍,文殊师利,取要言之,若于诸法有缚有解,当知如是皆是障碍。

  因此,欲达真正忏罪清净,决非以生灭心,认为实有罪可忏、有恶可生。如此皆是障道,不得清净。故经中又言:

  若有菩萨于诸五欲不生爱乐亦不放舍,观欲实性即是佛法,是则名为净诸业障。......若有菩萨观于犯戒即是不犯,观非毗尼即是毗尼,观于系缚即是解脱,观于生死即是涅槃界,是则名为净诸业障。......若有菩萨观一切法无有体相亦无根本,是则名为净诸业障。复次文殊师利,若有菩萨观悭及施不作二想,持戒毁戒不作二想,......若有菩萨观诸烦恼即是佛法是则名为净诸业障。

  基于此烦恼体性,等同虚空之理,才能对诸法实相理观通彻,而达忏罪清净。亦如《普贤观经》所说:「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众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

  可见,无生忏法是究竟忏罪的根本依据,从上表的大乘忏悔经中,几乎可见「于法无所着」、「思惟空义」、「念实相」、「观法性无常」、「实相正观」等无生忏的修持法。因此,忏罪清净与否,关键则在于理观之是否透彻。综合上述可知,从原始到大乘经的忏悔对象,为从释迦佛到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忏悔的方法,也由单纯的「对首忏」,到藉梦相取决之「取相忏」,乃至穷究诸法实相的「无生忏」等三种忏法。

2、修持方法

  《阿含》经典中所谈的忏悔法,大抵不离发露忏悔,不敢覆藏等方法。而大乘经之忏悔修持,除特重理观的通达外,事相之修法亦相当具体,例如:烧香、散花、酥油、灯涂等供养,或庄严静室、澡浴清净、二六时中至心求忏等身、心,以及道场之严净,都有清楚地说明。此外,于诸多经典中常见的修法为:忏悔、劝请、随喜、回向等四法,例如2、4、8、29、33、34、43等经所示。另编号23,东晋?佛陀跋驼罗译之《观佛三昧海经》,以及52号,梁朝时译之《菩萨五法忏悔文》(失佚译名),都具体谈到「忏悔、请佛、随喜、回向、发愿」等五法。可见六朝时,即具有五法忏悔的法门。因此,到了隋?智者大师制作《法华三昧忏仪》时,其中著名的「五法忏悔」,应是有所本的。

  此外,亦因所依经典不同,而有其修法特色,例如上述之佛名经典,即是借着称念佛名,恭敬礼拜供养之功德,而达到忏悔灭罪的目的。其中51号三十卷本的《佛名经》,提到忏悔应兴七种心以为方便。即:惭愧、恐怖、厌离、发菩提心、怨亲平等、念报佛恩、观罪性空等。此七种发心,被融入后世所制的许多忏悔仪轨中,为忏罪的重要思想。另12、13、30、36、40、41、50、56、57等陀罗尼咒经,则是以书写或读诵陀罗尼咒为方法,而忏悔业障。此中55号,十卷本的《陀罗尼杂集》,共收集一百七十一部陀罗尼咒经,其中大多为持咒求忏,或却病除灾的咒经。

  再者,23号《观佛三昧海经》除以五悔为主要修持法外,另以「系念观佛」为此经的重要特色。如经云:

  若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犯四根本罪,不如等罪及五逆罪,除谤方等,如是众人若欲忏悔,昼夜六时身心不懈......如太山崩,五体投地,号泣雨泪,合掌向佛赞叹如来种种德行,作是赞矣,诵忏悔法,系念在前,念佛眉间白毫相光,一日至七日,前四种罪可得轻微。三七日时罪向渐灭。七七日后,然后羯摩,事在他经。若比丘犯不如罪,观白毫光暗黑不现,应当入塔观像眉间,一日至三日,合掌涕泣一心谛观,然后入僧说前罪事,此名灭罪。佛告阿难,此观佛三昧是一切众生犯罪者药,破戒者护,失道者导,盲冥者眼,愚痴者慧,黑暗者灯,烦恼贼中是勇健将,诸佛世尊之所游戏,首楞严等诸大三昧始出生处。

  可见,此经是以阐扬观佛如来像好,正心修念佛定,以求罪障灭尽。又有41号《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及54《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皆谈到「忏悔六根」,即针对六根,知其过患而忏悔。此六根忏悔的思想,尤其以《普贤观经》更为后来智者大师制《法华三昧忏仪》时之重要行法依据。

  综观大乘忏悔经典之修持法为:称念佛名、礼拜、归依、供养、持诵书写大乘经典、持咒、忏悔、随喜、劝请、回向、发愿、系念数息、思惟空义、忏悔六根、观佛念佛等,可谓丰富多元。而且依该经义理之特色,而所谈忏悔的方法,亦有所不同。

3、忏悔之目的或功德

  在原始经典中所言忏悔,只为单纯之忏罪清净,善法增长。但在大乘佛法中,忏悔除了达到灭罪之目的外,亦是修持禅定的重要依据,例如25、26、27等禅经所言。此外借着忏罪修持,亦可得证三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地,以及总持一切善法之陀罗尼。例如4、6、8、10、13、22、23、28、29、31、35、36、38、40、42、48、49、54、59、61等经所言,如此忏悔与三昧结合之思想,可谓大乘忏悔经典中,修习忏法的重要目标。因为,大乘忏法不但忏除罪相,更去除烦恼罪根,如此才可证三昧、得解脱。又唯藉修忏达持戒清净,才能入三昧正定,如此则能如实掌握诸法实相,了达观慧,此时才真谓忏罪清净。所以,忏悔究竟清净必得证三昧,亦必然入实相正观,体证罪性等同虚空法性之理。故相用虽三,其体是一,并无差别。这也是隋代智者大师,重视三昧修持,将忏法与禅定结合,制定忏仪的理法根据。

  因此,从东汉到六朝时期之大乘忏悔经中,可发现忏悔不仅只是达到灭罪、净除业障为目的,更重要者是除烦恼根源,证得三昧、解脱、不退转地、乃至涅槃的重要依据。故此修忏之目的,乃与修行息息相关,实与往后六朝王室,乃至后人拜忏,或只为消灾免难、为国祈福之世间利益迥然不同。

4.原始与大乘忏悔思想之转型

  「忏悔」一词,是由梵文ksama与Apatti-prati-dewana二字翻译而来。ksama,一般将此字汉译为「忏摩」。英译为enduring、bearing、suffering等,即容忍、忍耐之义,可引伸为「请求他人宽容自己所犯过错」。汉字中本无「忏」字,这是配合翻译佛典而造的「新形声字」。ksama,本译为「叉磨」,如唐?玄应在《一切经音义》说:「忏悔,此言讹也。书无忏字,应言叉磨,此云忍,谓容恕我罪也。」另在道宣《四分律戒疏》也提到:「悔是此土言,忏是西方略语,如梵本音忏摩也。忏字非仓雅所陈,近俗相传故耳。」而「所谓“近俗相传“,实际上是译经者在翻译时特意为对译ksama这个音而新造的字。因ksama的意义是对人发露罪恶、错误,请求别人容恕,以求改过。自然用从“心”的“忏”字比“叉”达意。」故可知忏字乃源于佛教,亦由于此字之创造,而使得佛教之忏悔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Apatti译为happening occurring,而prati是 toward之意, dewana则可译为preach(说)或confession(忏悔、自白、告解),故Apatti- pratidewana可引伸为「向他人表白忏悔」之意。所以忏与悔之原意,就是请求宽恕原谅,以及说己罪过之意。这是在僧团中半月半月布萨,及每年安居后自恣所举行的忏悔仪式。但在大乘忏悔经典中,并没有具体祈求原谅及说罪的对象,亦缺乏祈求原谅的形式,而且除少分经典提到陈说罪过以外,似乎是较笼统地忏一切重罪。因此,笔者以为,大乘经典谈忏悔思想,基本上是重在对佛法根本义的透达。目的在破除对有法、有相的执取,认为有罪可忏、有障可除。但绝非执理废事,认为不须忏悔,因为只要迷在幻有中,仍不免感招苦果,解脱无由。因此,即使是声闻戒中,认为不通忏悔之五逆四重等罪,在大乘忏悔经典中,透过对诸法实相之通达,则仍有忏净的可能。故大乘佛法,则呈显更宽广的慈悲精神,为无明犯过之众生开启一线生机。如《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九,佛陀告诉阿阇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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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有二种人无罪而命终,如屈伸臂顷得生天上,云何为二,一者不造罪本而修其善,二者为罪改其所造。......尔时世尊便说此偈:「人作极恶行,罪过转为薄,日悔无懈息,罪根永已拔。」

  所以只要肯忏悔,无罪不灭。唯必须对实相之理如实体证,才能转识成智,证三昧,彻底解脱。故大乘忏悔思想,融合了大乘与原始佛教教义,为大乘菩萨的慈悲精神作更广面、透彻的诠释。

(二)东汉至六朝时期忏仪的运作  早在东汉初年,皇室统治阶级等上层社会,已有佛教的信奉者。只是佛教被视为流行于当时社会,重视祭祀的黄老方术之一种。其中楚王刘英的信佛,即是明显的例子。当时刘英已有赎罪忏悔之思想,在《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汉明帝永平八年(65)曾下诏:天下有死罪者可以「缣」赎罪。于是,刘英派遣郎中令,送黄缣、白纨三十匹,到国相处希求赎罪。并说:

  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

  明帝对于刘英之举,则下诏书说: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依蒲塞、桑门之盛馔。

  此文应当是佛教传入后,出现信仰佛教者,悔罪思想的最早文献。又《魏书》〈释老志〉中,也记载帝王设斋行道的资料。如太和元年(477)北魏孝文帝「幸永宁寺设斋,赦死罪囚。三月,幸永宁寺设会,行道听讲。」此处的设斋行道,应有消斋祈福,除罪免难之意味。

  接着,记载佛教初期,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文献的《牟子理惑论》。其中亦谈到「持五戒者,一月六斋,斋之日专心一意,悔过自新。」牟子于汉灵帝驾崩(189)后,曾因天下大乱,而避于交趾(今越南北部)。于后作此论,证明儒、释、道之观点一致,并更加推崇释教。由此引文,可知持五戒者,当于六斋日行忏悔法,故当时应有忏悔法门之修持。再者,东晋政治家郗超(336-377),在其着的《奉法要》一书中,也叙述到:

  三自归者,归佛、归十二部经、归比丘僧,过去现在当来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经法,三世十方僧,每礼拜忏悔,皆当至心归命。并念一切众生,愿令悉得度脱。

  此处明显言及,以三自归礼拜佛、法、僧三宝求忏悔。这种礼拜三宝以求忏悔的仪礼,广见于后世许多忏仪中。故依此著作年代的早远来判断,这「归依礼三宝」应该是最早运用于忏悔礼拜,并且已具有仪轨形式之记录。

  此外,从《梁高僧传》中,可以发现许多僧人修忏或制忏的记载。首先,于本章第一节:〈中国佛教忏悔思想兴起之时代背景〉中,在谈「时代及王室背景」时,已举〈释玄高传〉之例。文中有「高令作金光明斋」忏悔之记载。由此可知北魏时期已行〈金光明斋法〉。值得一提的是,此忏悔法应是年代最早,具体依经典所制成之特定行法,与其它属于通泛性的忏悔方法不同。

  接着,《梁高僧传》译经篇(上)的〈昙柯迦罗传〉记载,昙柯迦罗于魏?嘉平(249-253)年间至洛阳,见当时「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由此可知,三国年间的僧人,已有斋忏法事之举行,但不离传统儒家之祠祀求福,直至迦罗到时才大行佛法。

  又有译经篇(中)的〈昙无谶传〉,记载僧人道进,欲向昙无谶(385-433)求受菩萨戒,谶令其竭诚忏悔。如文叙述:

  有张掖沙门道进,欲从谶受菩萨戒,谶云:且悔过。乃竭诚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诣谶求受,谶忽大怒,进更思惟,但我业障未消耳。乃戮力三年,且禅且忏,进即于定中见释迦文佛与诸大士授己戒法。

  这是坐禅与礼忏并行,因忏罪清净,感于定中见佛、得戒的例证。又有义解篇〈释道安传〉,叙述道安法师设立僧制的记载: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约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约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引文中,除谈到道安法师为僧尼制定悔过法,与忏悔有关外。第一、二项之「上经、上讲、六时行道及唱时法」亦有讨论的必要。根据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三十六〈呗赞篇?赞叹部〉提到:

  又昔晋时有道安法师,集制三科,上经、上讲、布萨等,先贤立制不坠于地,天下决,则人皆习行。

  另外,又在〈说听篇?仪式部〉引《三千威仪经》说,上高座读经应当先礼佛、礼经法上座......等五事,又已座有一、当正法衣安座,二、楗椎声绝当先赞偈呗,三、当随因缘读,......等五事之规定。故〈道安传〉及《法苑珠林?呗赞篇》所谈的「上经上讲」,应是指上高座读经的意思。而且于读经前,需先唱呗赞叹,此情形与《僧传?唱导篇》所谈相似。僧佑在唱导篇之后评论说:

  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致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

  所以,汤用彤先生则认为「中宵行道,请宿德说法警众,为唱导之原始,而亦后世忏文之先声也。」因此,道安法师所立僧尼之三轨范,应可谓后世忏悔仪轨之滥觞。

  又《梁僧传》卷十二,亡身篇〈法进传〉,谈到法进的弟子僧遵,以忏悔为业:「善十诵律,蔬食节行,诵法华胜鬘金刚般若,又笃厉门人常忏悔为业。」 又有释法宗,「常分卫自资受一食法,蔬苦六时以悔先罪」;释普明「以诵忏为业」;释法意「乃竭诚礼忏,乞西方池水,经于三日恳恻弥至,忽闻空中有声扑然着地」;帛法桥「少乐转读乏声,每以不畅为慨,于是绝粒忏悔七日七夕,稽首观音以祈现报」。

  以上是僧人修习忏悔法门之记载。至于僧人制作忏仪、忏文等记载,则有释昙光:「光乃回心习唱,制造忏文,每执炉处众,辄道俗倾仰。」此外,《历代三宝记》卷十一,列出梁朝僧人宝唱,曾于天监十六年(517)作〈众经忏悔灭罪方法〉三卷(如前述)。又有《珠林》卷八十六〈忏悔篇〉,记载昙迁法师(384-482)所撰〈十恶忏文〉,以及灵裕法师(518-605)撰之〈总忏十恶偈文〉。又卷四十二〈受请篇?施福部〉记载:晋?阙公则,往生西方安乐世界事迹。文中并提及,师事阙公则的苦行居士卫士度(西晋惠帝时人。惠帝于290-306年在位)善文辞,曾作〈八关忏文〉。另南朝末年隋初的三阶教,普行〈七阶佛名礼忏仪〉,其创教者信行(540-594),曾撰〈昼夜六时发愿法〉。其中有〈礼佛忏悔文〉一卷,以称念五十三佛及三十五佛为礼忏方式。

  此外,《佑录》卷十二,从僧佑撰之《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中,列出许多仪式、忏仪、愿文等记载,可知当时常用的行仪。尤其僧佑在序文中亦提及这些仪式已是日常所用,如文:

  夫经藏浩汗记传纷纶,所以道达群方,开示后学,设教缘迹,焕然备悉。训俗事源,郁尔咸在。然而讲匠英德,锐精于玄义,新进晚习,专志于转读,遂令法门常务,月修而莫识其源。僧众恒仪,日用而不知其始,不避甚乎。......至于经呗导师之集,龙华圣僧之会,菩萨禀戒之法,止恶兴善之教......宋齐之隆实弘斯法,大梁受命导冠百王,神教傍通慧化冥被。

  从引文得知,这些僧众常用的仪式,不但是平时惯用,而且已渐渐不知其源,因此僧佑大师才逐一列出,以「检阅事源讨其根本」。综观此目录,举凡安佛像、舍利塔、造精舍、绕塔、烧香、散花、供养、净发、剃度、着袈裟、割截衣、染衣、行般舟三昧、行斋法、盂兰盆会、忌日、放生、为亡者、布施者、新生儿、新舍等咒愿、行忏法......等不一而足。此中所列之忏法有〈弥勒六时忏悔法缘记〉(出弥勒问本愿经)、〈常行法五法缘〉(出五戒论)、〈普贤六根悔法〉(出普贤观经)、〈观世音菩萨所说救急消灭罪治病要行法〉(出观世音经)、〈虚空藏忏悔记〉(出虚空藏经)、〈方等陀罗尼七众悔法缘记〉(出彼经)、〈金光明忏悔法〉(出金光明经)等。由此可见,依据弥勒、观音、普贤、虚空藏、大方等、金光明等经所制定的忏仪,在南朝时期应是相当盛行,而且是僧众日用的仪轨。

  依僧传或其它史料,了解僧众或居士礼忏、制忏情况后,以下将叙述王室中忏仪之运作现象。根据《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忏悔篇〉第九,记载南朝帝王、沈约及江总文等之礼忏文有:梁简文帝撰〈谢敕为建涅槃忏启〉、〈六根忏文〉、〈悔高慢文〉,沉约撰之〈忏悔文〉,江总文撰之〈群臣请陈武帝忏文〉,梁高祖撰之〈摩诃般若忏文〉,梁武帝撰之〈金刚般若忏文〉,陈宣帝撰之〈胜天王般若忏文〉,陈文帝撰之〈妙法连华经忏文〉、〈金光明忏文〉、〈大通方广忏文〉、〈虚空藏菩萨忏文〉、〈方等陀罗尼斋忏文〉、〈药师斋忏文〉、〈娑罗斋忏文〉、〈无碍会舍身忏文〉等。从这些忏文看起来,除〈大通方广忏文〉有提到「读诵百日,右繞七匝,涂香末香,尽庄严之相,正念正观,罄精恳之心」等仪式外,其它并无具体写出仪轨形式 。从每一忏文皆有「今谨于某处建如(若)干僧、如(若)干日大品忏、金刚般若忏......」等文看来,应是通用于各处,所行法会的疏文。所以,礼忏之僧数及时间,则以「若干」表之。依此礼忏文疏,并不能了解行此忏法之仪轨,或依经文之某特质制忏,做进一步分析。但从忏文所言修忏之目的可知,梁简文帝与陈文帝的修忏仍在于对除障、去病、祈求护念国土、广增福田等现世利益上。例如从梁简文帝的〈谢敕为建忏启〉:「臣障杂多灾身秽饶疾,针艾汤液每黩天览,重蒙曲慈,降斯大福,冀惠雨微垂,即灭身火」及陈文帝〈金光明忏文〉:「愿诸菩萨久住世间,诸天善神不离土境,方便利益增广福田」等可见一般。但梁武帝所礼有关般若系之忏文,则有阐扬教理思想之目的,不像一般忏法较注重现实利益,例如〈摩诃般若忏文〉:

  实法唯一真如不二,诸佛以慈悲之力,开方便之门,教以遣荡,示之以冥灭,百非具弃,四句皆亡,然后无复尘劳,解脱清净......愿诸众生离染着相,回向法喜,安住禅悦,同到香城共见宝台,般若识诸

  法之无相,见自性之恒空,无生法忍自然具足,稽首敬礼常住三宝。

  由文可见,其修忏目的是以赞扬般若教义,并且以修行为主体。另外,此处所列忏文几乎明确可知是依某经典而修,但并非所依经皆含忏悔思想。例如,〈摩诃般若忏文〉、〈金刚般若忏文〉重在阐扬破执染,识诸法无相之般若空义;而〈胜天王般若忏文〉则有世尊付嘱仁王兴隆般若之义。至于〈大通方广忏文〉应是依《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所制,此经不知译于何时,据《鸣沙余韵解说》一书说明,乃收于《敦煌劫余录》中,编号为S.1847,是《隋众经录》中被列在疑伪部的经典,今在《新卍续藏》中,有收录此经。并于经末附有日学者中野达慧之说明:此经在隋《法经录》、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唐?智升《开元释教录》皆被认为属疑伪经,故不入藏。后因敦煌出土写本,才得此经。仅管如此,此经仍流传久远,甚至早在陈朝时期,即被制成忏文。由此可见忏悔思想对中土佛教影响之一般。

  再者,陈文帝之〈药师斋忏文〉,乃依《药师经》(目前现存之版本,为隋或唐朝时所译)而制,据横超慧日认为,此忏文是依据《佑录》卷五〈新集疑经伪撰杂录〉所出,但并未指出根据何经?是否指《药草经》不得而知。不过,东晋?帛尸黎蜜,早在317-322年间已译出《药师经》的同本异译,经名为《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阐扬至心忏悔,称念药师琉璃光佛名号,可灭罪得解脱等经义。故陈文帝所修之药师忏,很有可能是依此经典。

  另外,南齐?文宣王—萧子良所撰之〈净住子净行法门〉,亦是探讨南朝王室修忏风潮应注意的作品。此法门虽非专谈忏悔思想,更不具忏仪的形式,而是以三十一门,作为七众佛子「制御情尘,善根增长,绍续佛种」之净业方法。其中有「涤除三业门第三」的「忏悔三业门颂」、「修理六门第四」的「清净六根门颂」等忏除业障的方法。此中忏悔六根文,颇具独创性。虽然前述之大乘忏悔经典中:《文殊悔过经》、《贤劫千佛名经》、《普贤观经》等,皆谈到六根忏悔,但具体运用在忏罪的法门中者,应属〈净住子净行法门〉。后来,隋?智者大师制作《法华三昧忏仪》时,更将《普贤观经》的六根忏悔文具体纳入仪轨中。此外,〈净住子净行法门〉的最后四门为劝请、随喜、回向、发愿门,此在前述大乘忏悔经中皆可看到。故以目前尚未发现其它更早期的忏仪来看,天台大师制作完备的忏仪之前,〈净住子净行法门〉应是应用六根忏悔、五悔方法等,具有忏仪雏型的著作。又从其三十一门的内容中,可见「经云」、「书云」等,将中国儒家经书与佛经融合的现象。因此也具有:透过仪礼方式,而让中国民族更易接受佛教之意义。

 四﹑ 小结

   佛教中的忏悔,原是僧团每半月诵戒羯摩,或结夏安居后自恣时,所行说罪悔过之仪式。流传到中国后,由于中国儒、道重视仪礼祠祀的传统,以及后汉年间战祸连年。生民希求心灵慰藉,以忏除罪业,感报现世苦难的消除。因此,佛教中之忏悔思想,便自然地让中华民族接受。后来大乘忏悔经典不断传译,原始教团中单纯的忏悔,已转为修禅定、证三昧必备的重要行法。即忏悔法门,不仅达忏罪清净,更可以得证三昧、发慧、求解脱。至于修持方法除「对首忏」外,亦摄入空慧之观照,而成为大乘忏悔思想之根本。唯藉此法才能究竟忏除罪根,得解脱。此外,事相忏悔也从「知过忏悔发露」到称佛名、礼拜、诵经、持咒、禅定等。又有常见的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等四法或五法忏悔。忏悔法门,可谓因大乘菩萨慈悲精神之发挥,及般若空义的阐扬,而有了极大的转型。

  忏悔思想,借着忏悔仪轨之形成而具体落实。成为与中国传统仪礼结合之仪式。从僧传及各史料中之记载,可知修忏法门在中国的发展盛况。尤以南朝帝王书写忏文启建法会最具代表性。只是其修忏目的,普遍倾向现世功德、国境平安等祈求。这些忏文所载仪轨,今已佚失不可考,但是南齐竟陵王〈净住子净行法门〉中谈到的「修理六根」,及劝请、随喜、回向、发愿等法,却是最早应用于有关忏悔文书之史料。到了隋?智者大师制作天台忏法,形成具体仪轨时,则将大乘忏悔经出现的忏悔六根,及忏悔等五法,运用于《法华三昧忏仪》中。而往后历代天台宗乃至他宗之祖师,制作忏法时,亦时常引用之。所以〈净住子净行法门〉在中国佛教忏悔思想之发展中,应具仪式雏形,承先启后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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